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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而在另一方面，被继承人依然可以选择一个儿子为其继承人，但被继承人不能仅仅因为被选中者是男性这样做。
[15]此外，警察权与行政权的重要不同在于，警察权的强权性与侵益性，远胜于一般的行政权，因此对警察权的运行应课加较一般行政权更为苛刻的条件。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交通警察任务的规范结构中加以明确外，与之相关的其他规范，[⑧]都在规范设定的宗旨中明确了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
按照新秩序观之交通秩序为主的一般诉求来看，车辆登记与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既不符合危害防止的急迫性，也不具备使用强制力的必要性。[⑥] 英国学者W.Friedmann氏主张，一个现代国家其政府应具有秩序维持者、社会服务者、企业经营者、经济统制者、仲裁者等五种机能。[19] 李震山：《对提升警察办案能力之期待》，《民间司法改革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自刊本，第3页。尽管，在侵害发生后，法律规范为漠视受伤人员的肇事者设定了民事或者刑事罚则，但是这些内容都改变不了交通警察在处置交通事故之时所彰显的偏重交通秩序的价值取向。④对于交通信号灯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相关规范并未明示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机关。
[23] 本文涉及的日本《道路交通法》条文的引用，皆来自于李宪人：《警察官放除交通危险权限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学警察政策研究所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附录）。[②] 以停车场设置、管理为例。民主与法治是一对孪生关系。
但在社会转型期，普通民众的改革期待与理想愿景在有些情况下往往与我国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的改革立法思维存在差异。[16] 因此，立足于而非跳出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为了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获得社会平稳转型，一定阶段政治权威主导下的主动改革应当是我国理想路径选择。[22] See Roscoe Pound,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William S. Hein ＆ Co., Inc., Buffalo, New York, 1995,P84. [23] 李昌庚：《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就如同英国当初光荣革命的折衷妥协一样。
而这又非立法机关像诸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定例外做法，对法律本身具有暂时性和不确定性。虽然说法治问题主要是我国体制机制不足所致，但是法治问题的解决则必须置身于社会转型期解决体制机制不足的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考量。
五、余论 当然，以上立论均是建立在我国已经主动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上，然后才有笔者设想的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及其相应的法治回应。即便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历史教训可循。法治回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32] 无论立法的滞后性还是前瞻性与滞后性并存等，随着体制机制条件成熟，我国均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立法。
[35]换言之，社会本位是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发展到一定阶段逐渐强调权利限制和社会利益的一种反映而已。[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从而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避免法国大革命、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清末民国初期的历史重演，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改革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2、凡是现有体制机制不足环境下，则要伴随着改革期待，灵活并理性适法。
但这类立法需要控制在可掌控秩序范围内。强权主义盛极一时，往往又是法律低谷之时。
一方面，在其社会转型中更多地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尤其英国模式的影响，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⑤] 与此相对应的是，近现代多数欧洲国家选择了英国模式，而非法国模式，如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西班牙等，亚洲的日本、泰国等国也是如此，即便当今后发型的缅甸、尼泊尔等国也采取了类似英国模式的渐进式折衷变革社会转型路径。
[35] See Lawrence M. Friedman, Harry N. Scheiber, American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327. [36] 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See Ronald Dworkin, 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4-245. [40] See Frank I. Michelman, Property, Utility, and Fairness: Comments on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Just Compensation Law, Harvard Law Journal, Vol.80, No.6 1967, p1248.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Richard A. Epstein,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p200. 作者简介：李昌庚，男，1971年11月出生，江苏省扬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等。理性国家是建立在官员专业性与法律理性基础上的。同样，如果假设，没有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等不确定诱因，光绪皇帝或许不会采取操之过急的戊戌变法，而是延续并深化恭亲王奕#18211;等人原先就已推行的主动改革，并若同时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君主立宪或许也可能成为现实。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期有时过分强调尚不成熟的法治往往会紊乱或阻碍改革。一是要求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民主与法治。
又如我国地方政府存在大量违法征收行为就不能一概予以否定，否则许多地方政府行为在某些体制机制僵局的背景下举步维艰。凡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多数包容立法的环境下，即便存在无论立法者已知还是未知某些与现有体制机制不兼容的立法内容，为了适应社会变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仍有立法的必要，从而体现了这类立法的前瞻性与滞后性并存。
[⑥] See Mona Harrington, Loyalties: Dual and Divided, in Stepha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676-686. [⑦] 这并非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是通过反思历史获得后人发展的经验启示与借鉴。[17]即指以民主法治为价值取向，通过一定阶段的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强势政府主导改革，进而实现民主政治目标，达到社会平稳转型的目的。
尽管这增加了执法和司法风险，但这不仅是法治之一般要求，更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的真实写照。[19]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1页。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社会转型期所需要具有的一种改革弹性空间。他不再坚持社会本位与权利本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可沟通性。理由如下：民法的基础在于市场经济及其基础上的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等立法理念。[19]法治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演进过程。
甚至一定时期的恶法都有可能成为选项。[38] 参见梁碧波：《潜规则的供给、需求及运行机制》，《经济问题》2004年第8期。
[⑨]因而，其后的孙中山将其革命政权不得不移交给袁世凯是有原因的。[15]改革是必须的，但问题是如何改革？改革稍有不慎，在不确定的内外因因素下，均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
缺乏社会共识的主流核心价值观，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有时可能会撕裂一个国家。也就不难理解具有商品经济及其市民社会土壤并带有民主成分的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其后的欧洲社会能够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法，如罗马法等，而缺乏商品经济及其市民社会土壤的古代东方立法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刑律。
[3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同样，我国最高法院最近设立巡回法庭、跨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探索跨地区设立检察院、法院和检察院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司法行政事务权与司法权相分离以及法官和检察官遴选、薪酬待遇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与探索都值得肯定，都体现了司法改革的实质进步。[2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0页。相对而言，我国现阶段针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而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比较可行。
（3）良法的界定存在变数。至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需要民法调整的内容已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立法及其若干法律解释中体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立法便是典型例证。毫无疑问，谨慎性是执法和司法的一般要求。
[20]尽管人类社会在专制社会或民主缺乏的社会也有所谓法律或律法，但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更多地具有法制史的溯源拷辩意义。即便如此，尽可能做到明规则适用老实人的执法和司法公正应当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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